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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和兴办学堂

新政的教育改革首先从废除科举开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从废除科举制到政府鼓励出国留学，清政府都做了什么？光废除科举制就几经周转。尤其是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无视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变化，仍然推行传统的科举考试，实施僵化的八股程序，致使士人“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闱墨，摹拟剽窃以弋科第”，这已远远不能适应教育的变革和人才选拔的时代需要。针对这一弊端，洋务派曾批评科举制度，主张变通八股考试，但因阻力过大而未能实行；

晚清时期中学的足球队

在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期间，由于维新派的努力，曾一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但因政变的发生而被迫中断。庚子事变后，科举制度与教育改革再次成为朝野关注的一项中心议题，其中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三疏中较为具体地提出了变通科举的渐进方案，即为减少阻力和给予传统士人一定的出路，主张改革考试内容，分科递减科举名额，并在十年内逐步以学堂教育取代科举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政的深入，科举取士制度无法满足对大量新型人才的需求，废除科举犹如箭在弦上，不可阻挡。不过，由于废除科举事关重大，一旦废除，不仅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许多方面，而且直接关乎传统知识分子的“饭碗”，因而阻力重重，动作迟缓。于是，清政府被迫采取回避态度，先不正面涉及，改由恢复经济特科、废止八股文及停办武科入手，重新实施戊戌年间的科举改革方案。1901年6月至8月间，清政府宣布重开经济特科，停止武科乡试和会试，并谕令从1902年起取消八股程序，乡试、会试一律改用策论，具体包括阐释《四书五经》，论述中国政治、历史及西方政治、艺学。

清末北京小学堂师生

改革科举旨在兴学育才，因而在新政之初，清政府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学堂章程，拟定新学制，责令各省兴办新式学堂。1901年9月11日，清政府谕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指派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酌量扩充北洋武备学堂和山东随营学堂，并协同商议规制章程。14日，又颁布上谕，将全国各省城的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在府、州、县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及蒙养学堂，授课内容“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2月5日，督办政务处、礼部根据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制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采取科举奖励的措施，给予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整顿办理京师大学堂。随后，将天津中西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另由庚子地方赔款兴建山西大学堂，并宣布推广学堂办法，命各省“勿再推迟”，须得“妥速筹划，实力奉行”，设立农务、工艺等学堂。8月15日，张百熙向清政府呈递《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具体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等，但因不够完善而未能实行。

清末学堂，学生向老师作揖

1902年至1903年间，在上述兴学政令和各项学堂章程的引导下，部分省区开始筹建教育行政机构，陆续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其中尤以湖北、直隶两省最为突出。1902年4月初，张之洞首设湖北学务处，分设审计、普通、专门、实业、游学、会计六科，专管湖北省内学务。随后，又将湖北自强学堂改为普通中学堂，两湖书院改为大学堂，并在武昌设立湖北师范学堂，且附设小学堂，以培养师资力量。同一时期，袁世凯也在保定设立直隶学校司，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编译三处，以此督办省内学务。同时又将畿辅大学堂改为直隶高等学堂，在保定府、清苑县等地先后建成五所初等小学堂，并设有法律、医学、农务、巡警、商业、师范、武备等各类学堂。

在鼓励兴学育才的同时，清政府又开始恢复科举常科和经济特科考试。1902年至1903年，清政府在十二个省区内补行庚子、辛丑、壬寅(1902)三年的恩、正两科乡试，并于1903年7月举办经济特科考试。在形式上，科举考试取消了八股程序，改设中国政治史事论、策问、经义三场；经济特科则通过正场、复试，从各省保荐人员中进行选拔。在试题内容上，二者均贴近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选士的弊端，明显反映出新政教育改革的取向。但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选士的重心所在，各级官员和民间士绅对兴学多持观望态度，实际举办者寥寥无几。加上中学堂、小学堂多由旧书院改设而成，新式学堂在各省实际并未真正发展起来。此外，一些高等学堂在兴办过程中也受到科举考试的冲击。大部分士人依旧期望借科举博得功名出路，一些高等学堂中应童试及乡试请假者屡见不鲜，致使学堂内部“新旧搀杂，程度悬殊”，教员“于一日之内迭教四五等之学生，既苦劳而无功”，且学生“去来无定，志业屡迁，亦皆勤而无获”。以京师大学堂为例，其中大学生“于校舍攻策论、习殿白折者，亦所恒有”，时值乡试、会试，“校舍辄空其半”。

科举制废除后的新教材

但是，改革后的科举考试仍难以适应兴学育才的迫切要求，停废科举之议因而再起。1903年3月13日，张之洞与袁世凯呈递《奏请递减科举折》，从兴学导向、经费筹措、科举与学堂的地位和功能差异等方面，进一步强调科举考试对新学堂发展的严重阻碍，要求在1904年恩科会试后，实行分年递减中举名额的方法，在十年之内逐渐由科举取士过渡到学堂取士。清政府没有采纳这一奏议，改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新厘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联名奏陈《重订学堂章程》，并附片再次奏请分科递减科举名额，明确表示出停罢科举的意向。清政府随即据此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推行的第一个学制，又称“癸卯学制”。它明确规定了蒙养院至通儒院各级学堂的学制，并采取鼓励措施，对高等小学堂至大学堂的毕业生分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同时，清政府又对渐进废除科举的改革方案予以批准，宣布自丙午(1906）科开始，逐科递减乡试、会试中举名额及各省学额，并在各省学堂一律办齐，有所成效后，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自此，科举改革由修补考试内容和形式逐渐向学堂取士转变，科举制度的废除只是时间问题。递减科举诏令颁布后，由于日俄战争的刺激，加之国内外反清活动的政治威胁和科举改革阻力的减小，反对废除科举的军机大臣王文韶退休，朝内部分官员在科举改革的问题上，由主张递减科举名额转而提出速废科举。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联衔会奏，要求立即停止科举以推广学堂教育。清政府迫于地方督抚和外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于同日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2月，清政府在中央设立学部，任命学务大臣，并责令各省设学务处，各州县设劝学所，以监管学堂事务。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宣告结束，这不仅使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人才格局发生了近代意义的根本转变，而且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许多方面，人们的知识来源和知识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新变化。

晚清时期的女子学堂

科举制度废除后，随着教育行政机构和学制的普遍建立，以及一系列兴学政策的推行，以学堂教育为代表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继之而起。自1906年起，各省陆续创办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及各种职业学堂、女子学堂等，出现了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据统计，至1909年，全中国各类新式学堂达五万九千余所，学生数额超过一百六十万人，其中官立大学堂、高等学堂及专门学堂约一百一十一所，学生二万四千余人；普通中学堂四百余所，学生四万余人；小学堂五万一千余所，学生多达一百五十余万人。

20世纪初期，全国各地办学活动蔚然成风，但在具体运作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清政府颁行的新学制强调“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使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同时又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均未能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

其次，多数学堂在办学过程中，由于师资和设备的缺乏，致使“教授不得法”，难以满足“诸生求学之望”，学生所习“功课不完全，即卒业而不能及格，是出身永无可冀”，因而“士气不振，无心向学”。加之地区差异，学生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合格毕业生数量偏少，其中尤以大学、高等、师范、专门及中等学堂最为严重。尽管教育改革在短期内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与新政之前相比，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学制第一次系统地引入了西方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并在推广中带动了科举向学堂的过渡与转变；同时随着新式学堂在数量和体制上初具规模，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最终得以确立。这对全国学风士气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推动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加速发展。教育改革实际上是晚清十年新政中最富成效且极具社会影响的举措之一。

清末北京小学堂师生

广派留学生

在积极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政府又颁布各项出国留学政策，谕令各省广派留学生，分赴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地，以培养新政所需的各类高级人才。1901年9月，清政府采纳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提出的奖励游学的主张，强调“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通令各省督抚统一仿照江南、湖北、四川等省，自筹经费，选派学生出国留学，鼓励自费留学，并且不分官费、自费，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进行考核，合格后分别赏赐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予以任用。

洋务运动时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1902年10月，向日本派遣总监督，统一管理官费和自费留日学生。1903年10月，颁发由张之洞草拟的《游学章程十款》《鼓励章程十款》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鉴于留学教育经费有限，清政府为此开辟多种渠道，在中央集中派遣留学生的同时，又鼓励各部、各省和各县集资派遣，并号召民间自费送子女出国深造。1904年5月，为加强对陆军留学生的监督管理，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规定志愿游学武备的学生都可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经甄试后即可膺选，选派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9月，外务部、学务大臣奏准《游学西洋简明章程》。1907年12月，学部又奏派欧洲游学生监督，负责管理留欧学生的相关事务。

在日本的清朝留学生

上述留学政策的施行，为读书士人在科举之外开辟了新的途径，使得留学生人数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01年至1904年间，各省官派或自费赴日留学生“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总数增加到三千零八十人。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国内科举考试的影响，出国留学依然不是士人谋取仕进的首要选择，不少留学生“仍弃其应尽之学业，以博不可得之功名”。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传统的仕进道路被断绝，留学深造成为最好的出之一国人因此争相出洋游学，在20世纪初期迅速形成了一次留学教育的高潮。

新政时期，出洋留学的重心开始从欧洲转向日本。近代国人赴留学最早始于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十三名学生前往东京师范学校学习。由于此次留学成效不大，随后几年留日学生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1901年以前，赴日留学生共二百四十余人。1901年后，在留学救国思潮的直接刺激和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加之日本政府的积极态度和费用低、路途近、文字困难少等便利条件，中国自1903年起逐渐出现了一股留日热潮。据统计，1901年各省官派或自费赴日留学生人数为二百七十四人，1903年增加至一千三百人，1906年则激增至一万二千人。至1909年，留日学生累计约达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二人。

左一为黄兴

留日学生群体数量大，社会成分复杂，但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为主、大致包括私塾学生、大学和中学毕业生、妇女、老人、幼童及颇负名望的秀才、举人、进士等。留日学生多属自费生，大体可以分为速成生和普通生、海军生和陆军生、特约生、留日预备生、女留学生五类，分布于日本的各种小学、中学、专门学校、技校、大学之中。就学习状况而言，他们所学科目十分广泛，具体涉及工科、理科、外语、师范、史地、法政、军事、手工、音乐、美术、商业、体育、农牧、医药、染织等，其中军事、法政是留日生学习的热门专业。同时，由于留日学生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在学习时间上也极为灵活，长者八九年，短者几个月。据1908年学部的统计，留日生中“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辍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人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

大量的留日学生

除此之外，清政府在新政时期也向英、德、俄等欧洲国家及美国派遣少量留学生，自费或由教会咨送的欧美留学生也有所增加。1903年，京师大学堂、江南地区各派十六名学生赴美、德两国留学，湖北派四十名学生赴美、比、德、俄四国留学。由于比利时学费较为低廉，清政府决定自1904年起准许各省向其派遣学生十至四十名。1907年，美国正式决定退回部分子赔款，以此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09年，清政府计划每年选派六十名学生赴美留学，并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设立游学肄业馆，后改建为清华学堂，由此开始出现留学美国的热潮。1910年，留美学生五百余人，至辛亥革命前，已增至六百五十人。

武昌起义前，数量众多的留学生陆续回国，虽然知识水平有所差别，但大部分人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与依赖。其中赴日的陆军留学生“出身寒微、矢志上进者居多，素养既佳，又肯攻苦”，加之新军编练工作急需人才，因而在毕业返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破格起用，“多能独当一面，有所作为”，可谓“人才极一时之盛”。他们或参与拟定中央军制，或在各省督练公所任职，或分发各镇带兵指挥，或投身于军事教育，为新军编练的深入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以留日生为主体的留学生群体又创办各种译书团体和报纸杂志，翻译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类图书，在国内引起极大震动，推动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并促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迅速向近代转型。